阮元之张扬、恢复圣贤之道的实践品格还表现在对格物的解释上。

周敦颐认为，圣，诚而已矣。应视儒学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共识，而不废百家。

譬如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轻视体力劳动是错误的，它可能导致世俗不酬勤，而科技创新往往在于劳力。虽然儒家也讲究师承，但是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更推崇了心，即吃透儒家思想的真精神，以身载道。今日之尊王攘夷，在于大一统全球，推尊世界正义，抵制不义。王国维先生说：异日发明广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历代先圣先师以心传道。

义内之于心，外之于礼法。孔子哲学生发了法国大革命，不仅深远影响了欧洲民主理想的发展，并且之后又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扩大内圣外王的范畴，包容尊奉儒学的科学家、商人、医学家等。

德国慕尼黑大学李剑博士为本书返本开新的主旨和儒学的未来走向同守愚兄进行了深入探讨。同为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杜钢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秋风、同济大学教授曾亦，台湾新儒家代表人物、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教授兼所长林安梧，船山学社社长、湖南省社科院哲学所原所长王兴国，船山学社秘书长、湖南省社科院哲学所原所长万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原院长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立新，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理事会名誉理事长何真临，中华经典诵读专家、湖南省中华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刘孝听，东方学会理事长、日本周易学会会长、山东大学名誉教授池田知久等诸位老师提携后学，担任《儒学新编》顾问，为本书增添光彩，我和守愚兄感恩不尽。国家分裂时当然可以百家争鸣，就像一百个国家有一百部宪法，但国家统一时必熔铸百家于一体，成为一个国家的公共政治学说，也即古代的王官学。汉武帝时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实际上已然融合了儒道法的思想。

2005年夏天，我参与了夏可君和柯小刚等诸位老师组织的会与通思想聚会，给《开端》文集提交了论文《汉语的美之法则》。伏尔泰等人用孔子思想推动法国启蒙运动，日本稻盛和夫用王阳明心学治企，韩国朴槿惠用儒学修身，英美采用科举制度设计成文官制度，美国罗斯福新政用儒家常平仓拯救农业，联合国采用孔子的名言，就是一个又一个儒学西用的成功典范。

这标志着中国工商界逐步走入了以儒治商的理性时代。古代商帮无不以读书为荣，崇尚儒学，如徽商就尊奉朱子为保护神、精神支柱和认同符号。当然，各省都有信仰儒学或者兼信儒佛的企业家，乐于捐助，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在此不一一例举。尤其是文明起源的探究，这既是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一次回应和挑战，也是对尧舜禹之前的中华道统的进一步追根溯源。

近日随着湖南道县8万年前的东亚现代人牙齿化石的发现，中华文明长江流域起源论有了一个初步结论。而我提出了新湖湘学派的一种设想，认为当代湖湘文化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重新解释历史，随着永州道县玉蟾岩、常德澧县城头山、怀化洪江高庙等湖南三大考古的发现和日益彰显，我们当质疑建立在黄河流域基础上的华夏五千年历史，而探究发生在长江流域尤其是湖湘大地的五千年前的中华历史。也一直在盛德日新之中绵延不绝，光明自照。二十一世纪，湖南又走出了两位大腕级慈善家——已过世的彭立姗先生，和在慈善理论与实践中都颇有建树的卢德之先生，卢德之先生开创了资本共享理论，同时也是国际儒联的副理事长，支持了中国儒家事业的发展。

在我的印象中，守愚兄就是这么一位特立独行、无所依傍的青年学人。2012年至今，我与守愚兄共同组织策划了一些文化学术活动，如修国民史、章人间道发布会、湖湘新儒家论坛、湖南佛商论坛等等。

在那次活动上，杜钢建老师惊世骇俗的言论湖南人是日本人和韩国人的祖先之一引起媒体轩然大波。这都充分体现了湖南籍企业家心忧天下、经世致用的湖湘精神。

儒学一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道不远人这其实是古今中外所有哲学的一致的思路。不过，尽管儒学的历史、科学的历史，儒学与科学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纠葛，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谈论了很多了;但是，我想，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比如我现在说：我认为儒学与科学是不冲突的。我随便举个例子，毕达哥拉斯就不在这个范式里面。我个人感觉，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那就是真正从哲学层面上、思想理论层面上要讲清楚：凭什么说儒学跟科学、科学跟传统文化没有冲突?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出历史上的许多例子，但从理论上讲清楚则比较困难。这跟中国古代的儒学是差不多的。

人类到了轴心期(Axial Peeriod)的时候，如中国的诸子百家时代，西方的古希腊哲学时代，或者印度的佛陀时代，总之，到了轴心期的时候，人们忽然开始意识到，要追问一个问题：我们周边的万物、林林总总的东西，总归是形而下的存在者，那么，这些东西是何以可能的?于是乎，我们开始寻找它们背后的终极根据——形而上的存在者。他讲的十大范畴，分为实体和非实体两类，也是讲这个问题的，这就是西方人看世界的方式。

我们知道，西方近代以来有两个较大的范式，即牛顿范式和爱因斯坦范式，然而我们知道，尽管爱因斯坦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牛顿，甚至在时空观上都超越了，但其内核似乎还没有超越，它们都属于更大的现代科学范式。进一步讲，第二，我们所讲的科学范式，其实可以有大范式、小范式之分。

而欧几里得的范式却可以容纳这个东西。简单讲，从形而上学下贯到形而下学，有这么一个基本的环节。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典经籍上的第一个范畴表，就是《尚书·洪范》给出的五行。例如，信息这个科学概念就是亚里士多德范畴表容纳不了的。从形而上学的建构到形而下学的建构，这是一种奠基关系，中间还有很多环节。他把天文和人文贯穿在一起，但这并不是欧几里得的公理化范式。

[1] 黄玉顺：《为科学奠基——中国古代科学的现象学考察》，见《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所以我们才用洪范九畴去翻译西方的范畴(catigories)，两者之间是对应的。

具体的实例是什么?你刚才已经帮我提供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关于无理数的问题。首先，在你看来，从古希腊开始，科学基本上都是以一个范式来进行的，就是公理化方法。

如果这样看问题，很多问题是说不清楚的。其实，更大的范式是时空观。

所以我说，不管是中国人也好、还是西方人也好，我们需要建构新的范畴表。比如说，中医用五行来说明五脏，并不是说胃就是土做的、心就是火做的、肝就是木做的、肺就是金做的、肾就是水做的。一种是史学的进路，这是必要的，但它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它只是个基础。形而下学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伦理学(广义的伦理学)和知识论。

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本文收入马来平主编《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的命运》，济南出版社2015年5月版;《当代儒学》第8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这个问题，由于没时间展开，我刚才只是简单讲了讲，就是想从理论上梳理一下，为什么会有冲突。困难在哪呢?我个人认为，严格来讲，不光是搞科技哲学的，其实我们现在整个哲学界的思维模式，比起20世纪已经达到的哲学和思想观念水平来讲，仍然是落后的。

我想，这次会议的主题应该说是很鲜明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儒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郭老师上一场就鲜明地表态：它们是不冲突的。